大邱莊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解放思想”的口號還要早。在舉國茫然的1976年，時任大邱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禹作敏，起用了村里人稱“劉萬能”的能人劉萬明。

劉原來在天津一家冶煉廠當工人，此人不僅懂冶煉技術，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劉萬明利用大隊湊起來的10萬元錢，低價從軋鋼廠買來舊部件，串成3臺軋鋼機搞冷軋，當年就賺了27萬多元，第二年又賺了60多萬元。如此下來，劉萬明、劉萬全兄弟倆成就了大邱莊的發家工廠，再以滾雪球辦法，“母雞下蛋”，由一個廠變成4個廠。

昔日的大邱莊鋼鐵企業生產車間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大邱莊的鋼鐵企業開始迅速裂變、擴張，1992年，大邱莊的企業發展到達一個頂峰，村莊的經濟也迅速提升。

當時，這個天津小村甚至驚動了《紐約時報》，他們這樣寫道：“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奔馳轎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莊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

然而在禹作敏時代，在舉國皆談“分田到戶”之時，大邱莊卻把資源收歸集體掌握；在市場化的分配方式成為時代主流之時，大邱莊的分配卻帶有強烈的供給制和平均主義色彩。

強人禹作敏離場后，集體經濟、福利制度等禹作敏留下的遺產逐漸被后來的大邱莊人拋棄，曾經的“天下第一莊”之名，如今打著“中國焊管第一鄉”的名號對外宣傳。

但在鋼鐵產能過剩、利潤微薄的大背景下，這個中國最大的焊管加工基地也遭遇了產業困局，凸顯中國鋼鐵行業在轉型升級中所面臨的壓力。

2014年，時任大邱莊鎮鎮長孔繁明總結說，目前燃煤、酸洗等工藝的高耗能、高污染尚未徹底治理，企業創新能力及技術投入資金不足。尤其來自金融部門對鋼鐵行業的限貸、抽貸，對企業的生產經營造成不小影響。

與禹作敏時代不同，轉型之后的大邱莊顯得十分低調。2014年以后，媒體甚少報道有關大邱莊的發展近況。

今年8月，大學生李文星疑似陷入傳銷組織而非自然死亡的事件引發了人們的關注，由此牽出了隱匿于天津市靜海區的多個傳銷窩點。直到這時不少網友才注意到，原來同處于這里的大邱莊已經銷聲匿跡了很長一段時間。

大邱莊懸掛打擊非法傳銷組織宣傳標語

是什么造成了明星村莊的隕落？

曾經受萬人矚目的明星村，從歷史的長河中走來，綻放了光彩又歸于平庸，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能人退場，輝煌散去

不少富村的崛起都是源于一個能人，其村辦企業、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都高度依賴這個能人。

對于大邱莊來說，禹作敏將這里一手打造成了鋼鐵之都。但在企業發展初期，能人經濟決策層次單一、能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運行要求，加上類似禹作敏這樣對市場具有特殊超強嗅覺的“超級能人”，具有快速發展的強大原動力，因此，大邱莊才得以發展壯大。不過即便是禹作敏這樣的“超級能人”也有犯錯的時候，禹作敏最終因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等5罪名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因此，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張、能人的生老病死等，能人經濟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往往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產業轉型時期，明星村莊逐漸掉隊

實際上，昔日明星村莊的褪色還反映了在國家產業轉型的大背景下，傳統的發展模式已經很難延續，而轉變發展模式也面臨了十足的難度。

例如，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鋼鐵業是大邱莊的支柱產業。但在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的新調控方針下，從2015年以來，許多鋼鐵企業降了庫存，提高了利潤。大邱莊顯然沒有搭上這趟車。

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邱莊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在工業化的軌道上，依靠重工業等傳統產業完成原始積累的模式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急需注入新的發展動力。除此之外，也有資深人士表明，產業太過臃腫也是這類明星村莊衰敗的原因。

明星村莊的集體化難以適應時代發展

在這一批不再閃耀明星村莊中，其共同的特點就是誕生于改革開放初期，這一階段不少村辦企業的利潤導致了初步共同富裕之后，又重新實現了集體化。

產權不明晰的惡果人們已經耳熟能詳：要么三個和尚沒水吃，要么把精力都放在分財產上，對存量改革的熱衷代替對增量的熱情。同時，“帶頭人”擁有高度的權威，帶頭人不僅擁有董事長一般的控制權和經濟支配權，他甚至可以自己隨意劃分自己在集體資產中的所占比例。

在這些集體經濟的典型中，農民卻失去了經濟自由，失去了生產的積極性。長此以往，再繁榮的明星村莊也會在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中掉下隊來，更多的明星村莊將會變得“泯然眾村”。

不過，世界上不存在能夠規避市場風險的經濟模式和經濟實體，就此斷定明星村莊的未來也未免輕率。對于中國老百姓和農村經濟發展來說，經濟模式是不是有效或許并不重要，對問題的討論往往停留在了如何決策和治理方式。總而言之，它們的興與衰提供了一個個典型案例，僅供參考。